斯革命的理解却是独特的。
福柯入木三分地作出判断—这正是20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根本性危机，也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个由自由原子的经济人建构起来的“公民社会”的真正危机。
我注意到，比岱曾经有一个有趣的分析，他比较了马克思与福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研究。在比岱看来，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样关注了重农主义者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过与福柯这里的讨论正好相反，马克思聚焦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福柯感兴趣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治理”。马克思想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抽象的财富、剩余价值；而福柯则想揭示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向的目标是生命、人口、财富和社会权力。”这是对的。因为在福柯看来，
他们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高权力”和古典时代的“国家理性”，引入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统治”的形象，这种“统治”将自己限制在推进(商品)经济的“自然过程”和“人口管理”的范围内，并通过“某些特定的自由形式”将自己理解为自然现象。自由主义发展出一种以国家财富为目标的知识，这种知识所关注的，不再只是臣民，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人口”自由主义试图以此照顾生命本身。[39]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主要治理目标是“照顾生命本身”，这恰恰是福柯此处讨论自由主义的构境意向。所以，我基本赞同比岱的分析。
四、经济人与公民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技术学集合体
在1979年3月28日的演讲中，福柯重点讨论了经济人(l'homo oeco-nomicus)问题。福柯这里的思考，主要针对当时在社会治理中已经出现的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比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从1979年1月24日起，福柯就开始研究那种与自由主义的古典形式相对，一出现就引起轰动，更加片面地强调商品的自由主义的新形式：新自由主义’。他将后者理解为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回应，认为它存在于某种自由主义危机’中。”[40]这是精准的判断。福柯指出，经济人假设是贯穿于自18世纪始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主题。在这种假设中，“经济人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其利益自发地（spontanément)趋同于(converger)其他人的利益”[41]。这是原先神学中那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另一种说法。经济人就意味着“放任自由”(laissefaire)，可是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经济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原子(atomedeliberté)—因为在经济活动的结果上，他通常都会被作为可操控者重新引回经济环境中，成为从根子上并不自由的可操控的被治理者。以福柯之见，这是一个在自由经济人假设与现实市场经济活动的客观法则之间出现的悖论。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的幻象: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治理技艺
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