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旧的专制体制下，当遭遇外部和内部敌人的时候，臣民可以向君主寻求保护，而在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中，这种保护不复存在，“自由主义在一个机制中运作，这个机制每时每刻都要围绕风险这个概念(notiondedanger)来评判个人的自由和安全”[34]。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操纵利益的治理技艺，那么它就必然同时成为“风险的管理者和安全、自由机制、自由/安全游戏的管理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信条就“危险地活着”(Vivredangereusement)。[35]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所有证券公司大厅的入口看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并且，在预知风险后的一切经济、政治和生活投入，其后果都只有自己负责。失败了，跳楼或上吊随便，人们至多投以怜悯的目光：一个活该倒霉的家伙。风险，这是自由主义治理的第一个必然后果!
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第二个后果，是福柯已经充分讨论过的资产阶级规训技术(techniques disciplinaires)中的“控制、约束、强制性手段的惊人扩张”，这些微观权力手段对人的控制“将成为自由的对等物和抵消力(lacontrepartie et le contrepoids des libertés)”[36]。福柯特别指认,这些规训技术“逐渐地重新掌控个人行为直到其最微小的细节之处，它们的发展和激增以及在社会中的扩散恰恰是与自由时代(l'âgedeslibertés)同时期的”，甚至说，经济自由与“规训技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两种东西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37]这两种自由合谋产生的控制力量是惊人的。
其三，自由主义治理技艺所带来的第三个后果是恰恰只有更多的干预，才能引入更多的自由。福柯明确指认，当代资本主义治理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了自身的危机，所以，以罗斯福强调国家干预的“新政”为标志的福利政策，“就是在失业的危险情况下来保障生产劳动自由、消费自由、政治自由等更多自由的一种方式”。进而，凯恩斯主义就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因为它本身就是“通过一系列干预(intervention),对市场的、人为的、唯意志的、经济的直接干预”来保证自由主义的危险存在。[38]在这里，作为自由主义生成的否定性前提的人为性、干预式的控制，反倒成了“自由的原动力”了。我们前面说过，福柯熟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但他对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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