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此时的尼采正在酝酿《悲剧的诞生》一书，这是一部历史一语文学著作，它使尼采超越了亚历山大时代和罗马一基督教时代，回到了本源，回到了“伟大、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古希腊”。在这样一条回归途中，这部思古的现代性的“迟暮之作”变成了后现代性的“开山之作”—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又把这个纲领给捡了起来。对尼采来说，开端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历史启蒙只是强化了现代性成就中已经清晰可见的分化；表现为教化宗教的理性再也释放不出一体化的力量，来对传统宗教的一体化力量加以革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复辟道路已被堵死。古代文明中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本身就已经是启蒙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过于理性，难以再去对抗现代性的彻底启蒙。
和所有从启蒙辩证法中抽身出来的人一样，尼采公开主张平均主义(Nivellierung)。现代性失去了其显赫地位，变成了汪洋恣肆的理性化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远古生活的解体和神话的瓦解而粉墨登场。①在欧洲，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分别作为哲学思想和宗教一神论的奠基者，共同揭示了这一转折：
永不餍足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需求、对无数他者文化的强取豪夺、饕餮无度的认知欲望，倘若不是表现了神话及神话家园的丧失，还能表明些什么呢。②
不过，现代的时间意识禁止任何一种有关退化和直接回归神话本源的想法。只有未来构成了唤醒神话历史的视界，“过去的箴言只是些神谕卜辞：只有身为未来的建筑师和当前的智者的你们才能理解它！”①这种针对未来上帝的乌托邦立场把尼采的计划和“回归本源”的反动呐喊区别了开来。目的论思想把本源和目的对照起来，这种思想已毫无意义。尼采并不拒绝现代的时间意识，只是将它推向了极端，因此，尼采能够把现代艺术——现代艺术用其最主观的表达形式把这种时间意识推向极端——想像成现代和远古的联系中介。历史主义把世界布置得如同展览一般，并且把贪图享乐的当代人统统变成自命不凡的旁观者；相反，只有现实中受尽折磨的艺术的超历史力量才能把“现代人从真正的苦难和内心的贫困”②中拯救出来。
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尼采、巴塔耶和海德格尔的。
② 尼采：《全集》，第1卷，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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