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类学研究我们仍将继续下去，它们为自主理论提供了契机。和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一样，巴塔耶也研究所有他律的界限以及对他律越来越彻底的灭绝行为。凭着这些，主张目的理性劳动、消费和权力运作的现代世界才能建立起来。巴塔耶并不害怕建构一部西方理性史。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一样，这种理性史把现代说成是肺病时代。但在巴塔耶那里，外在的他律因素并不是启示录般的神秘天命，而是颠覆力量。这种颠覆力量如果在自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释放出来，那它在宣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震动。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巴塔耶用科学分析手段替这种新的神圣权利辩护。他丝毫也不怀疑有条有理的思：
如果想随意解决，而不考虑当代的精确精神，就无法提出宗教问题。我说内在经验而不说客体，就此而言，我不是一个科学的人；但当我说到客体的时候，我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科学家的那股严肃劲。①
① 巴塔耶：《神圣的爱欲》，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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