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及其他者这两个环节并非处于辩证扬弃的对立关系之中，而是处于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紧张关系之中。两者之间并不是通过能够被自我的反思或启蒙实践的对流过程所取缔的排挤动力而建立起联系。相反，理性更多地是无可奈何地听任退却和放弃、限制和贬斥等动力的摆布，以至于狭隘的主体性无法依靠自身的遗忘和分析的力量来接近脱离或远离它的东西。自我反思始终包含着对他者的反思。这里盛行着一种元历史力量或宇宙力量的游戏，它要求对他者进行审察。但是，自我超越的理性自身的佯谬努力，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一种能够对存在命运发出召唤的迫切而又永恒的怀念形式；巴塔耶的神圣社会学则拥有另一种逻辑。根据这种社会学，巴塔耶希望澄清这种先验的力量游戏，最终又不对它施加影响。
海德格尔和巴塔耶通过叙述性重建西方理性历史而对他们自己的理论加以阐述。海德格尔以主体哲学为主线，把理性解释为自我意识，把虚无主义理解为由于总体性而导致的对世界的技术统治的表达。形而上学思想的厄运在其中应当结束，对存在的追问促成了形而上学思想，尽管如此，面对完善而成熟的存在者，这种本质还是越来越消失在它的视野之外。巴塔耶则以实践哲学为主线，把理性解释成劳动，认为虚无主义是完全独立的积累所强迫的结果。其中，生产过剩的厄运宣告结束。生产过剩最初还是为了积极增加物质财富，但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就必然会掠夺使用资源，铺张浪费变成了消费；具有创造性和献身精神的自主性变得无立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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