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存在和抛弃被唾弃的部分是两幅辩证的图景，直到今天，它们依然鼓励人们努力把理性批判从启蒙辩证法的思维框架中解脱出来，并把理性的他者提升到立法的高度，它提醒现代要循规蹈矩。因此，我想对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以及德里达从神秘主义角度对这种哲学的积极继承)以及巴塔耶的普通经济学(以及福科建立在权力理论之上的知识谱系学)加以考察，看一看尼采所开辟的这两条路线是否真的能够把我们带出主体哲学。
海德格尔毅然决然地把艺术本体化，并孤注一掷地坚持一种从事解构的思维活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思维活动理应能够自发地克服掉形而上学。这样海德格尔就避免了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所面临的困境：理性批判必须把自身的根基摧毁掉。依靠酒神弥赛亚主义的本体论转向，海德格尔开始关注本源哲学的起源问题、思维方式和论证模式，这样他就能够克服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主义，其代价是历史的基础化变得毫无意义。海德格尔试图逐步消解主体哲学的基础，以便走出其误区。但是，从整个具体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存在历史的超基础主义，表明他依然固囿在被他否定的思想之中。相反，巴塔耶则始终坚持一种未被歪曲的酒神的基本审美经验。他展现了一个现象领域，让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能够直面其他者。当然，巴塔耶不会把这种经验的现代来源归之于超现实主义，他肯定要借助于人类学知识，并把这种经验移植到远古。因此，巴塔耶所追求的，是对神圣物进行科学分析和普通经济学的设计，它们要对具有普世意义的理性化过程和最终回归的可能性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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