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得到落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判理论家们还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理性潜能抱以部分的信任，认为在生产力的发展压力下，这些理性潜能会得到释放。在此基础上，他们制定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计划，其研究成果就是若于卷的《社会研究杂志》。根据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杜比尔阐述了为何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批判理论的这点信任也消失殆尽①，以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过时，而且他们也不再认为可以用社会科学的工具来兑现社会批判理论的诺言。相反，他们把意识形态批判推向极端和自我超越，而意识形态批判本来应当要完成对启蒙的启蒙。《启蒙辩证法》的前言就是以如下的坦白开头的：
许多年以来，尽管我们早就认识到，现代科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靠牺牲理论结构换来的，但我们始终认为，现代科学研究还是值得坚持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批判和继承专业学说，起码在主题上还拘泥于传统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编的断片充分表明，我们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②
如果这些悲观作者的怀疑意识道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实情，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就丝毫也没有保留下它所追求的东西。而如果生产力与它试图打破的生产关系进入一种有害的共生关系的话，那么，就再也没有任何动力可以让批判燃起希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已经动摇了，但他们依然想坚持启蒙的基本框架。因此，他们把启蒙对神话所做的一切再一次完整地应用到启蒙过程当中。由于他们反对理性作为其有效性的基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总体性批判。可是，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批判的总体化和独立化呢？
① H. 杜比尔：《科学组织与政治经验》(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Frankfurt am Main, 1978,第—部分。
②《启蒙辩证法》，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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