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文明的一种对抗，统治者道德相反却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衰微的本能的憎恨，实际上暴露出了统治者的真实嘴脸。这在他们的受害者那里就可以得到说明。但是，统治者道德作为强权和国教，却完全依赖着文明的力量，这支文明的力量就是那些密集的大众、切齿的仇恨以及与它曾经势不两立的一切。尼采的论点在实现过程中不仅驳斥了自身，同时又显露出了真实性。尽管其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欢呼，但它与现实的精神还是针锋相对的。②
这种对尼采的矛盾心理是有启发意义的。由此可以看到，《启蒙辩证法》更多是归功于尼采，而不是得益于一种反对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策略。但始终没有得到澄清的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又表现出对西方理性主义成就的冷漠。两位启蒙主义者怎么会如此低估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容，以至于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是理性与统治、权力与有效性的混合呢？难道他们也受到尼采的启发而从已经获得独立的审美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中赢得其文化批判的标准？
① 《启蒙辩证法》，第143页。
② 同上，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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