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终结……正是没料到的和从不曾被想到的新的东西的登场—绝对是第一次，且绝对超前。⑤
尽管如此，尼采的弥赛亚主义依然为“强制性拯救”(犹太神秘主义用语)留有余地，现在却被海德格尔颠倒为对灾难性新开端的不祥期待。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从浪漫派先驱特别是荷尔德林那里借用了“缺席上帝”的思想框架，目的是要把形而上学的终结当作一场“结束”，进而当作一个“新的开端”的明确标志。
如果说尼采曾希望通过瓦格纳的歌剧一跃而回到古希腊悲剧中未来的过去，那么同样，海德格尔也希望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回到形而上学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起源那里。但是，在海德格尔能够把介于形而上学开端与终结之间的西方历史描述为远离诸神的黑夜之前，在海德格尔能够把形而上学的完成描述为已经遁去的上帝的回归之前，他必须在狄奥尼索斯和形而上学要求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而上学涉及到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在浪漫派诗人和尼采那里，半神狄奥尼索斯都被当成缺席的上帝，通过“他的伟大遁离”，他让一个遗弃上帝的现代性理解认识到了它在自身进步过程中所丧失的社会约束力。因此，只有本体论的差异观念才能成为狄奥尼索斯思想和形而上学基本问题之间的桥梁。海德格尔把总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与存在者区分了开来。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主性，并作为历史视界让存在者凸现出来，存在才能成为狄奥尼索斯事件的基础。只有这个通过假设而与存在者分离开来的存在才能承担起狄奥尼索斯的角色：
① 《尼采》，第2卷，第149页。
②同上，第480页。
③ 同上，第579页。
① 同上,第656页。
⑤ 同上，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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