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现代主体主义的批判中，海德格尔继承了自黑格尔以来就一直构成现代性话语主题的动机。值得注意的不是海德格尔对这一主题的本体论转向(为此，海德格尔明确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提出诉讼)。海德格尔几乎没有留意理性和知性的区别，而黑格尔还曾由此来发展一种启蒙辩证法。在权威力量之外，他也不再想从自我意识当中获得一种调和力量。正是海德格尔自己，而不是狭隘的启蒙运动，把理性与知性等同起来。存在理解把现代性变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化过程的支配力量的无限扩张，也就是说，迫使放荡不羁的主体性受到束缚，以确保他的命令能得以贯彻。在此过程中，自我创造的规范约束一直都是一些空洞的偶像。由此出发，海德格尔才会彻底摧毁理性，以致他不再区分人道主义、启蒙运动，甚至还有实证主义的普遍主义内涵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特殊主义的自我捍卫观念，或斯宾格勒和荣格那样具有倒退倾向的类型学说。②不管现代观念是以理性或是以毁灭理性的名义出现，现代存在理解的多面性都把一切规范的取向肢解成由于自我张扬而处于兴奋状态的主体性的权力要求。
当然，形而上学历史的批判重建不能离开其自身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从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具有潜在规范意义的概念那里借用过来的。
(3)关于形而上学发生和终结的观念之所以具有批判的潜力，其原因在于海德格尔穿梭在现代时间意识当中，这和尼采没有什么不同。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开始的标志是笛卡尔提出的意识哲学。尼采把这种存在的理解推向极端，则标志着一个更新现代的到来，它决定了当下的格局。①反过来，这也是一个危机的时刻，当下面临着决断的压力：“这意味着西方历史的终结，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②这也是这样一种决断：“西方是否还自信能够创造出超越自身和历史的目标，是否还愿意沉浸于保障和提高生活兴趣和商业兴趣，愿意满足于迄今为止所依赖的一切，以为它们就是绝对者。”③寻找一个新的开端的必要性①，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未来的漩涡。只有在向“本质未来”迈进的过程中，才能复归源始，复归“本源”。这个未来是在一个全新的范畴下出现的：
① 《尼采》，第2卷，第141页以下和第195页以下。
② 同上，第14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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