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由于逻各斯始终都是处于说出的言词当中，所以，德里达想到语音中心论中去寻找西方的逻各斯中心论。
德里达转向文字学，可谓发聋振聩；回顾一下关于自然之书或世界之书的隐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这一转向。这些隐喻指向的是很难读懂但逐步可以破解的上帝的手笔。德里达引用了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世界是一个从未得到彻底理解的他者世界的手笔。只有存在才能逐步破译出世界的意义。”由于远古的文本已经失传，所以才会出现大量的书本。德里达用弗朗茨·卡夫卡的方式把失传文本的思想推向了极端，这样，他就消除了这一图景当中的一切乐观主义特征。记载上帝笔迹的书从未出现过，出现的只是它的踪迹，但即便是这些踪迹也已经烟消云散。最迟从十九世纪开始，这种意识就构成了现代性自我理解的典型特征：
认为每一本书的任何一页本身就紧紧维系着独一无二的真理文本……维系着谱系学的选集。这一次是维系着理性的《圣经》，维系着上帝(据说他以或多或少被推延了的方式教会我们写作)所阅读的无尽的手稿，但这种神学上的确定性注定已失落了。不仅如此，这种已失落的确定性，这种神圣文字的缺席，即首先是犹太人的上帝(在必要时他自己也写作)的缺席，并没有全然地含糊其辞地规定某种像“现代性”这样的东西。如同神圣符号的缺席及其幽灵一般的出没，它调节着现代的批评和美学。①
① 《论文字学》，第23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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