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就是对一种书写踪迹的寻找，这种书写不再像自然之书或神圣之书那样能展示出一种总体性的意义语境。
在充满灾难的传统语境中，只有书写符号的基础才能经受得住历史的侵蚀。书写的文本让语词得以长久，而声音是一种脆弱的媒介，很容易就让语词失传。破译必须先于解释一步。在通常情况下，文本会遭到损坏，成为断片，让后来的解释者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但即便是晦涩难懂的文本中，也留存着诸多的符号—留存着一种已经失传的精神实质。
很显然，德里达继承了列维纳斯的观点，受到了犹太教对传统理解的启发。犹太教比基督教更加远离书的观念，因而也就更加强调博学。一种书写学纲领如果带有形而上学批判的要求，就会有宗教的源头。尽管如此，德里达并不想提出一种神学思想。作为海德格尔主义者，他不允许自己去思考一个最高的存在者。相反，他和海德格尔都认为，现代状况是由逃避现象造成的，这些现象在理性历史和神圣启示视域中无法得到理解。他在《论差异》一文的开头向我们保证，他并不想从事神学研究，更不会从事否定神学研究。同样，他也不想去追寻逃避的一切，不想把它们当作充满悖论的存在历史的内在特征。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书写的媒介提供了一种模式：它应当从真理事件那里获得灵韵，并且赋予真理事件一定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所谓真理事件，就是指同一切存在者乃至最高存在者区别开来的存在。在此过程中，德里达根本没有考虑到“书写文字的牢固性”，而是首先关注这样一种情况：书面形式把文本从发生语境中分离了出来。书写使言词独立于作者的精神，也独立于接受者和言语对象的在场性。书写媒介赋予文本一种冷漠的自主性，使之脱离了一切生动的语境。它消除了文本与单个主体以及具体语境之间的特殊联系，而且让文本具有可读性。书写保证了一个文本在任意一种语境下都能反复得到阅读。德里达所着迷的，就是这样一种“绝对可读性”观念：即便是所有可能的读者都不在场，即便是一切智能生命都已灭绝，书写依然还用高度的抽象性，让读物超越一切内在的东西，而不断得到阅读。由于书写消除了言词的生动关联，因此，即便有朝一日所有能说能写的人都惨遭屠杀，书写也能挽救语义学内涵①：“一切书写在本质上都具有遗嘱的特征。”②
①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Die Schrift und die Differenz),Frankfurt am Main,1972,第2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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