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似乎没有从我们所熟知的哲学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果真如此，他就应当用从但丁到维科所形成、并由哈曼、洪堡、德洛伊森、狄尔泰及伽达默尔加以发扬的传统来明确他自己研究计划的历史地位。因为，这个传统一直都高举大旗，反对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主义所强调的逻辑学之于修辞学的优先性，而德里达不过是又一次提出这样的反抗而已。德里达力图把修辞学的主权扩展到逻辑领域，以便解决总体化的理性批判所面对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讲到的，无论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还是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都不能让德里达觉得满意，因为前者依然沉湎于辩证法理性的极乐世界，而后者则陶醉于形而上学对源始的狂热之中。海德格尔要想走出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困境，就必须为“怀念”(Andenken)争取到特殊的地位，即摆脱推论的束缚。对于进入真理的特殊途径，海德格尔始终保持沉默。德里达说到底试图追求的也是一种通向真理的神秘途径，但他不承认这是一条享有特权的途径不管为谁或为什么。德里达并没有傲慢地把关于实用主义不一致的疑义置之不理，而是让这种疑义变得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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