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性要求失去了其权威性，至少在面对其他的要求比如审美要求时低人一等。如果说逻辑学失去了其相对于修辞学所具有的原始优先性的话，那么，只有在一致性要求的意义上才有可能出现“矛盾”。如此一来，解构主义者就可以把哲学著作当作文学著作来对待，并把形而上学批判与没有遭到科学主义曲解的文学批评等同起来。一旦我们认真考察尼采著作的文学特征，我们就必须根据修辞的恰当性而不是根据逻辑的一致性来判断其理性批判的可靠性。这样一种切合对象的批判，并不直接针对建立论据的话语关系网络，而是针对形成风格并对文本的启发作用和修辞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修辞手段。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对批评对象的文学过程的延继，如果说文学批评很少会成为科学的话，那么，在广泛意义上采用文学批评方法对伟大的哲学著作加以解构，也难以遵守纯粹认知研究解决问题的标准。
也就是说，德里达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阿多诺认为它无法回避，并把它作为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同一性思想的起点。对于德里达，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解构研究不能立足于哲学和科学的推理义务。德里达认为解构是他的方法，因为解构要打破的是哲学在以主体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本体论结构。但在做这样的解构工作时，德里达并没有采取分析的方法，像识别潜在的前提或内涵那样。因此可以说，后来的每一代人都是在批判性地检讨前人的作品。相反，德里达以一种批评风格展开解构，为此，他从非文学文本在文学层面上所剩余的意义读解出了诸如间接交流这样的东西—而文本自身正是通过这些东西来否定其表面内容的。这样，德里达就强迫胡塞尔、索绪尔以及卢梭等人的文本反对其作者的公开阐述，而坦白他们的过错。有了修辞内容，这些与自身格格不入的文本也就与它们所陈述的内容发生矛盾，比如，含义之于符号的优先性、声音之于书写的优先性、直观给定和直接呈现之于再现和延迟的优先性等。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其中的盲点不能用表面内容来加以确认。“盲点与洞识”(Blindness and Insight)，在修辞学层面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当一个解释者把一部哲学文本当作它不愿意充当的东西—当作文学文本时，他才能认识到这个哲学文本的界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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