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一个用条件句表达出来的观点：它是一切的出发点，包括新的形而上学批判所强调的文学批评的自我理解和解构主义对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显著矛盾的解决等等：
如果严肃语言只是调侃语言的一个特殊案例，如果真实只是一种其虚构性被遗忘掉的虚构，那么，文学就不是一种偏离正道的、寄生性的语言。相反，其他话语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普泛化了的文学，或原初文学。①
由于德里达不属于喜好争论的哲学家，因此，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通过考察他的那些在盎格鲁一撒克逊论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界的弟子们，来看看他的这个论点能否站得住脚。
乔纳森·卡勒非常清楚地勾勒出了德里达与约翰·塞尔之间隐蔽的争论，他想通过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来说明，任何企图把常规语言的日常领域与偏离常规的语言运用划分清楚的做法都要以失败告终。卡勒的这个观点在普拉特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中得到了补充和确证。普拉特试图通过结构主义诗学理论来证明，即使是想在虚构言语的非日常领域与日常话语之间划清界限，也是要失败的(请参阅本章第3节)。但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看德里达与塞尔之间的争论。
德里达和塞尔的争论非常复杂，卡勒强调指出，其核心问题在于：奥斯丁是否像看起来的那样成功地迈出了可靠、权宜而又有条理的一步。奥斯丁想要分析的是有能力的言语者通过直觉所把握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典型的言语行为可以取得成功。奥斯工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所使用的命题展开分析，这些命题非常严肃，也非常简单、非常明了。把规范的言语行为作为分析单元，也就需要一定的抽象概念。作为言语行为理论家，奥斯丁集中关注的是规范语言表达的范本，并且剔除了一切复杂的、派生的、寄生的以及非正常的表达。奥斯丁这样做，所依据的是一种“常规的”或规范的语言实践概念，一种“日常语言”概念，但德里达对其完整性和一致性提出了质疑。奥斯丁的意图很明确：他想分析“许诺”的一般特征，他所列举的例子都是真正把相应命题的表达作为许诺来对待的。而在某些语境中，同样的命题却失去了许诺的以言行事力量。在奥斯丁看来，演员在舞台上许诺、诗歌中的许诺或独白中的许诺就是“特例，它们毫无效果，也不值一提”。引文中出现或只是顺便提及的许诺也是如此。这些语境没有严肃认真地去运用完成行为式的命题，而是从派生或寄生的角度使用命题。正如塞尔反复提到的，这些虚构的、模拟的以及间接的使用方式之所以是寄生的，原因在于，从逻辑上讲，它们都假定，可能会运用一种合乎许诺语言的命题，这个命题严肃、明了而又有约束力。卡勒从德里达的论著中归纳出了三条重要的反对意见，它们的目的是要揭示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并且还要进一步指出，严肃与模拟、字面与隐喻、日常与虚构、规范与派生的言语方式的一般区分已经被打破了。
①卡勒：《论解构》，第181页。
② 德里达在其论文“符号、事件与语境”(Signatur,Ereignis,Kontext')的最后部分讨论了奥斯丁的理论，载其：《哲学的边界》，第142页以下。塞尔在其“重申差异：答德里达”(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A Reply to Derrida')中对此做了回应，载：《雕刻》(Glyph)，1977,第1期，第198页以下。德里达的答辩文章发表在1977年第2期的《雕刻》上，题为“Limited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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