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布拉格结构主义者想根据诗性语言与超语言实在性之间的关系把诗性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分开来。只要语言表现出交往功能，它就必然会在语言表达与言语者、听众以及所表现的事态之间建立起联系。卡尔·毕勒在他的符号学中称之为符号的表达功能、请求功能和表现功能。①然而，只要语言具有一种诗意功能，它就会在语言表达与自身的关系当中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对象关涉、信息内容以及真理价值等有效性条件，都外在于诗性语言。一个表达只有在指向语言媒介自身、指向其语言形式时，才具有诗性意义。雅各布森把这一定义吸收到了他更加广泛的功能图式中。除了毕勒所说的基本功能—诸如表达言语者的意图、建立人际关系、表现事态以及其他两个与建立联系和代码相关的功能之外，雅各布森赋予语言表达一种诗性功能，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待信息自身的立场”上面。根据选择和联系可以等量交换的原则，诗性语言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但它不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内容，相反，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一个对我们的划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后果：
任何把诗性功能领域还原为诗歌或把诗歌还原为诗性功能的做法，都有失简单，具有欺骗性。诗性功能不是语言艺术的惟一功能，而是一种主导功能和决定结构特征的功能，但一旦到了其他语言活动中，它所发挥的就是一种次要的和补充的作用。由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到符号的可感知性上，所以，这种功能加深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根本区分。因此，语言学在研究诗性功能时，就不能局限于诗歌领域。①
① K. 毕勒：《语言理论》(Sprachtheorie),Stuttgart,1965,第 24 页以下。
② 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Linguistik und Poetik'),载其：《诗学》(Poe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9,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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