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语言中充满了虚构因素、叙事因素、隐喻因素，也就是说充满了修辞因素，但这一事实尚不足以推翻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悬隔以言行事力量来阐明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因为在雅各布森看来，只有当语言解释世界的功能压倒了其他功能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决定语言艺术作品结构时，虚构性特征才可以用来区分文学与日常生活话语。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对以言行事的有效性要求的破坏和部分省略，把故事与目击者的陈述、侮辱与戏弄、反讽与误导、假设与断言、狂想与感知、军事演习与战争行为、报道与实际发生的灾难等区分了开来。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以言行事行为都没有失去其协调行为的约束力。即便在那些不同的例子中，言语行为的交往功能也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因此，虚构因素无法脱离生活实践语境。语言揭示世界的功能，无法独立于语言的表达功能、协调功能以及信息功能。相反的情况则是卡波特对众所周知且经过仔细调查的事件的文学加工。这就是说，诗性语言之所以具有优先性和建构的力量，所依靠的不是虚构陈述对事件如实复原的偏离，而是一种成功的加工，它把事例从其语境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陈述，揭示世界，开阔眼界；在此过程中，陈述的修辞方式从交往陈规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
看看普拉特是如何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把这种诗意功能凸现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从分析诗意话语与其他话语所共有的言语情境入手：叙述者或言语者面对公众，并要求他们关注一个文本。文本在提交报告之前，完成了一定的加工和选择程序。一个文本要想让观众有耐心和判断力，最终必须满足相关标准：它必须具有讲述的价值。是否值得讲述，可以根据某些重要的经验来加以衡量。就其内容而言，一个值得讲述的文本超越了言说情境所设定的局部语境，能够永远保持开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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