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可讲述内容时我们对于阐述的宽容(实际上是偏好)表明—用格里斯的话来说展示文本的数量、质量及方式的标准，不同于格里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为陈述言语所提出的标准。
这种分析最终的结论是对它本来想要反驳的论点提供了确证。如果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和揭示世界的功能获得了优先性和结构力量，那么，语言也就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结构束缚和交往功能。虚构的空间是随着语言表达形式的反思过程而逐步展现出来的，它源于以言行事约束力量和理想化的失效，而正是以言行事的约束力量和理想化才使一种以沟通为取向的语言运用成为可能进而使协调行为规划成为可能，它超越了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我们可以把德里达与奥斯丁的争论理解为对具有自身独特结构的日常交往实践领域的否定，相应的则是对自主虚构空间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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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既否定了日常交往领域，也否定了虚构领域，所以，他会用诗性语言模式来分析任何一种话语，而且，在他的分析中，语言似乎完全受制于诗意的语言运用和解释世界的语言运用。由此看来，语言与文学或“书写”趋于一致。语言的审美化所付出的代价是对规范话语和诗性话语的本质特征的双重否定，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德里达为何会对充满紧张的两极麻木不仁：一边是语言揭示世界的诗性功能，另一边是语言内在的散文功能；而对卡尔·毕勒的功能模式加以修正，则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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