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以道德认同的方式联系元首与其追随者的情感流…起到了一种产生增强力量并发展起一个过度暴力国家的公共意识的作用，它正以元首的名义无限制地集聚着，而且唾手可得。①
当时的巴塔耶是个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充分认识到了这场危机的客观前提—在这场危机中，法西斯主义是惟一的受益者。而早在把一种与现存社会结构毫无亲和性的暴力投入到这种功能缺口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生产机器就已经“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发生了崩溃。自由选择原理已经深入到民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也就是说，无论是私人业主，还是生产者或(投票箱前的)公民，都享有一种主观的选择自由：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最终获胜，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如下事实：一些德国的资本家意识到了，对他们而言，这种个体自由原理在一种危机状态下是多么的可怕。②
当然，彻底消除这一原理作为一种功能上的要求，其本身依然是“一种空洞的愿望”。我们无法用功能主义来解释法西斯主义所汲取的资源，即“耗之不尽的情感生活方式”。法西斯国家所汲取的统治力量，显然是源自现实社会的异质领域，这就促使巴塔耶去认真研究这些异质因素。他对有些学者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出发研究大众心理与自我分析①表示不满。相反，他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比自我反思的分析力量所能触及的无意识要更深一层。巴塔耶思考异质因素发生分裂的模式，不是弗洛伊德的压抑模式，而是排斥和对界限的强化，而我们只有用暴力才能打破这些界限。巴塔耶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总体社会冲动守恒的经济学。他要阐明的是，现代性为何一定要排斥各种危及生活的事物，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设计都还在坚持的启蒙辩证法为何会落空：
① 巴塔耶：《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Die psychologische Struktur desFaschismus')，载其：《自主权》(Soveränität),München,1978,第19页。
② 巴塔耶：《自主权》，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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