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同代人一样，福科深深地卷入了结构主义革命运动当中。这使他和德里达一样，对从科耶夫到萨特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象学一人类学思想进行了批判，而且暂时明确了他所选择的方法。列维-斯特劳斯所引用的“主体的否定话语”，被福科理解为对现代性的批判。但尼采的理性批判主题不是经过海德格尔，而是经过巴塔耶才传到福科这里的。说到底，福科不是作为哲学家，而是作为巴什拉的学生，作为一位科学史家来处理这些主题的。与这个专业里的其他人截然相反，福科感兴趣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列维-斯特劳斯、巴塔耶和巴什拉，分别代表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思想传统；福科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疯癫与文明》(1961)中把这三个传统糅合在了一起。这本著作也使福科在专业圈之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疯癫与文明》研究的是精神病的史前史。很显然，这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模式，由于其话语分析方法和对自身文化采取陌生立场的方法而成为样板。该书的副标题是《理性时代的疯癫史》，表明福科将要对理性进行批判。福科力图阐明的是，自十八世纪末以来，疯癫现象是如何成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冲着这一目标，福科重构了话语产生的历史，因为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精神病学家就是用这种话语来讨论疯癫的。这是一部由科学史专家撰写的文化史研究著作，如果说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在于把疯癫当作一种理性的补充现象，并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一种已经变成独白的理性天生就与疯癫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便可以很安全地把疯癫当作一个清除了合理化主体性的客体掌握在自己手里。福科认为，临床医学的诞生导致了医学意义上精神病的出现。福科把临床医学的诞生过程当作一种排斥、限制和隔绝的过程来加以分析；而沿着同样的思路，巴塔耶曾解读了西方理性的历史轨迹。
① 福科：《论知识的颠覆》，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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