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科那里，科学史扩大成了理性史，因为他把疯癫的形成过程看作是理性建立的过程。福科曾经宣称，他想要“书写边界的历史……有了这些边界，一种文化就可以拒绝某些外在的东西”①。福科把疯癫归入临界经验——在这些临界经验中，西方的逻各斯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异质的东西，因而充满了矛盾。越界经验包括与东方世界的接触并沉浸于其中(叔本华)、悲剧乃至整个古典的再发现(尼采)、深入到梦境(弗洛伊德)以及对古老禁律的破解(巴塔耶)，甚至还包括人类学报告中所提供的异国情调。除了曾有一次提及荷尔德林之外，福科完全忽视了浪漫派。②
① 福科：《疯癫与文明》（Wahnsinn und 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69,第9页。
② 谢林和浪漫派的自然哲学家早先把疯癫看成是由于驱逐而导致的理性的他者，当然，他们所使用的调和视角对于福科是很陌生的。由于疯子(或罪犯)与公共生活关系的合理总体性之间的交往纽带被一刀两断，因此，双方都会发生畸变。那些回到理性的强制规范之中的主体所受的损害并不比那些被规范驱逐在外的少。疯癫与邪恶以两种方式来否定规范性，为此它们不断威胁规范性：看起来规范性由于受到阻碍，因而秩序成了问题；或者通过剥夺规范性把它自身的局限性展示出来。当然，疯子和罪犯只有在理性颠倒的时候才能发挥这种积极的否定作用，也就是说，在从交往理性中分离出来的时候。
和巴塔耶和尼采一样，福科摈弃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框架，因为它要把握的是理性自身内在地固有的辩证法。对福科来说，理性话语总是扎根于独白理性的不同层面上。这些意义基础处于默默无闻状态，但奠定的是西方理性的大厦，不过，它们自身毫无意义。假如理性要通过与他者的交往或冲突来显示自身的话，就必须把这些意义基础挖掘出来，如同对待史前沉默的文物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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