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建筑结构。①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了人文科学的诞生过程中。人文科学，特别是临床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人类学，与权力技术学之间有着一种联系，似乎天衣无缝，这点并非偶然。权力技术学在封闭机构中找到了其建筑上的表达。人文科学被转换成了疗法和社会技术，构成了主宰现代性的新的规训力量的有效中介。之所以如此，要归因于人文科学家的穿透性目光能够占据全景监狱的核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别人，但不会被别人看到。早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福科就把解剖学家的目光——拿人的尸体做实验——看作是人学的“具体先验性”。在疯癫史中，福科继续探讨收容机构与医生一病人关系之间的原始亲缘关系。无论是在监视机构的组织结构中，还是在对病人的诊断观察中，都区分开了看与被看，这样也就把诊所的观念与人的观念联系了起来。这是一种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一同获得统治地位的观念：对对话关系的破坏，使得主体——他们通过独白而与世隔绝———互为客体，而且仅仅成为客体。
精神病机构和临床心理学是改革的结果，福科以此为例，最终阐明了人道主义与使得现代性批判变得尖锐和无情的恐怖之间的内在联系。精神病机构诞生于启蒙的人性观念之中，福科由此第一次证明“解放与奴役是一种双重运动”，后来，他从惩戒系统、教育体系、保健机构、社会福利等改革中再次看到了这一运动的大规模出现。从人道主义出发把疯子从被废弃的监禁场所中解放出来，从医学的角度建立保健机构，对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学处置、精神病人争取到了心理学理解和治疗学照顾权利等等，所有这一切由于管理机构的建立而成为可能，这些机构把病人当作需要不断监视、控制和隔离管制的对象，当作医学研究的对象。在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中获得制度化的治疗方法，是认识疯癫的基础，它赋予成熟的病理学以客观性，并进而将它纳入理性世界。精神病学知识在解放和排斥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解脱，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以及实践中的实证主义者同样如此：
①“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子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子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福科：《规训与惩罚》(Überuachen und Strafen),Frankfurt am Main,1978，第256页以下。“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同上,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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