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的知识假定了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让自己摆脱了疯癫，让他们自己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它的危险与魔力……从起源上这就意味着确定了某种不变得疯癫的方法。①
我不想详细讨论上述四个观点。相反，我想探讨的是：福科用一种人文科学的历史写作方式——始于考古学，后来扩展为谱系学—是否成功地完成了对理性的彻底批判，而又没有陷入这种自我关涉性研究的困境。如果说历史学家本人必须在理性视野之内展开研究活动，那么，福科早期著作中的方法论问题(如何才能描述清楚理性与疯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史)，也就和话语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样悬而未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著作前言中，福科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未加回答。然而，在他1970年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说中，这一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划界作为三种排斥机制之一在此又一次出现了，而这些机制是理性言语构成的依据。对疯癫的排斥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采取一些显著的行动，让难以驾驭的言语者远离话语，压制那些令人不快的话题，对表达进行审查等；另一方面又采取一些根本无法注意到的行动，在习惯性的话语中把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区分开来。福科承认，按照隔离疯癫和排斥异质因素的模式来构想排除错误命题的规则，初看起来是难以置信的：
①《疯颠与文明》，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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