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物的秩序》中，福科考察了现代知识型(Epistemen)。这些知识型为各种科学确定了无法超越的基本概念视域，或许可以说确定了理解存在的历史先天性。同在疯癫史上一样，在现代思想史中，两个历史转折点—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代和从古典时代到现代—都处于核心位置。这种天才的研究本身也出现了许多困难，由此可以看到福科转向一种权力理论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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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依然还受到一种宇宙学世界观的主宰，而且，有了这种世界观，就可以根据相似性的关系从相面术的角度对事物做出归整，因为在自然这部大书中，每一个符号都与其他符号之间有着指涉关系；那么，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带来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秩序。Port Royale的逻辑具有基础意义，它提出了一种符号学和一种普遍联系的系统。对笛卡尔、霍布斯和莱布尼茨而言，自然变成了能够得到双重“表现”的一切之总和—所谓双重表现，意味着能够得到表现并且作为一种表象也能用传统符号加以表现。福科认为，主要的范式既不是自然的数学化，也不是机械论，而是有序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不再是建立在事物自身的先在秩序上，而是随着事物的表现而产生一个分类秩序。整体符号，或语言，构成了一个完全透明的媒介，由此可以把表象与被表现的事物联系起来。能指退到了所指的背后，像是一个无力的表现工具，没有自己的生命：
① 请参阅 Ph. 里佩尔:《话语与权力》(Der Diskurs und die Macht')，载：《政治季刊》(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23,1982,第 115 页以下;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请参阅 W. v. 罗苏姆：《空洞的胜利》(‘Triumph der Leere'),载：《水星》，1985年4月，第27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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