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而且同样都充满悖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权力隐藏在作为真理意志的话语当中，同时又要把自己显示出来。一方面，福科要让权力概念保持住真理条件的先验意义，另一方面，针对康德的唯心主义概念，福科没有单纯迫使先天概念的时间化—使得取代旧话语形态的新话语形态能够像事件一样浮现出来；相反，福科还剥夺了先验权力的一些内涵，而这些内涵是海德格尔经过审慎考虑而赋予充满神秘气息的存在历史的。福科并不仅仅走向历史，他的思想当中同时也带有唯名论、唯物论和经验论的色彩，因为他把先验的权力实践理解为反对所有普遍性的特殊事物，进而理解为消解一切理智的和低级的东西、肉体一感官的东西，最后理解为偶然性；要是不属于统治秩序的话，这种偶然性或许还会成为他者。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要想搞清楚充满歧义的基本概念所导致的矛盾后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不允许根据可以批判检验的标准来判断对远古存在的沉思。相反，福科让自己遭受了有力的质疑，因为他的历史写作，撇开其反科学的姿态不论，试图同时做到“博学”和“实证”。因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谱系学的历史写作也很难遮蔽同样充满歧义的权力概念所导致的矛盾后果。这样也就更需要解释一下，福科为何决意要把他建立在理性批判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彻底引上权力理论的路径。
从生平来看，福科接受尼采权力理论的动机，可能和巴塔耶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二人开始都是政治左派，都不断远离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但只有福科突然对政治冲动失去希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一次采访中，福科讲述了他彻底告别先前信念的过程。至少，福科当时是强调了对1968年毛主义者的失望，而且还受到了新的情绪的影响；我们如果想对法国新哲学家的巨大成功做出解释的话，就必须要到这种新的情绪那里去寻找原因。①当然，我们如果以为可以把福科的核心思想还原到这一语境之中，那就肯定会低估福科的原创性。无论如何，这些外来的政治影响并不能使理论的核心发生丝毫的改变，如果不是理论的动力自身促使(早在他经历1968年学生运动失败之前)这种思想产生的话：话语排斥机制不仅反映出了具有自足结构的话语，而且还执行着加强权力的命令。这一思想源于福科在完成人文科学考古学著作之后所面临的困境。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