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论思想始于康德，带着其解放的乌托邦而卷入了奴役实践。福科把人文科学也归为这样一种思想。对待经验型的自然科学，福科比较谨慎，赋予它们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们显然已经能够从它们所发端的实践网络(而且主要是法庭审讯实践)中摆脱出来，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人文科学则不然。人类学转向首先涉及到的是语法学、自然史和经济学。在古典时代，它们是作为分类学出现的。普遍语法学让位于民族语言史，自然历史图表让位于物种进化论，财富分析让位于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追溯到劳动力消费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人是会说话和会劳动的生物。人文科学利用了这一观点，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与他自身(作为会说话和会劳动的生物)所创造的对象处于互动之中。由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科学和精神科学都立足于客观领域，而对这些领域而言，具有经验能力、行为能力和言语能力的人在自我关系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具有建构意义，因此，它们陷入了求知意志的漩涡，走向了追求知识生产和知识增长的不归路。比起历史学，特别是比起人种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它们是彻底地献身于解放和奴役的辩证法，因为历史学至少还能对历史相对化保持一种怀疑的立场，而人种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在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那里)一直都通过反思而活跃在结构和个体的无意识领域里。
由于人文科学(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通过借用的模式和陌生的客观性理想而从事对人的探讨，而人只是在有了现代知识型之后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才会在它们背后悄悄出现了一种冲动，如果不危及到它们的真实性要求，它们就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冲动，即知识、自我控制和自我膨胀在不断施压。借助于这种压力，后古典时代自我神圣化的主体试图走出其自我表现的困境一在形而上学中，主体是孤单的，在结构上处于超负荷状态：
①《事物的秩序》，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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