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易于认为，自从人发现自已并不处于创造的中心，并不处于空间的中央，甚至也许并非生命的顶峰和最后阶段以来，人已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了；当然，人不再是世界王国的主人，人不再在存在的中心处进行统治，人文科学是危险的中介。①
人文科学之所以仅仅是中介，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哲学和反思学科，并不直接加强自我设定的主体自我毁灭的动力，而是在无意识之中成为了工具。人文科学之所以是而且一直是伪科学，原因在于它们无法看清自我关涉的主体被迫双重化所面对的困窘；无法承认自我认识和自我物化的结构性意志—因此，它们也就无法把自己从推动它们的权力中解脱出来。福科在《疯癫与文明》中以精神病学实证论为例阐明了这一点。
于是，问题出现了：福科把这种(对于一般的现代知识型和特殊的人文科学具有积极意义的)独特的求知意志和求真意志(求知意志和自我控制意志)加以普遍化，把它们解释成一种权力意志本身，并推定一切话语(并不只限于现代话语)都隐藏着一种权力特征，都源于权力实践。那么，福科这样认为的根据是什么呢？正是这一点标志着福科从一种知识考古学转向了谱系学：谱系学阐明的是那些充满历史空间无处不在，也毫无意义——的话语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①《事物的秩序》，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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