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上所述，福科所要解决的是解释学难题，进而解决自我关涉问题，而自我关涉问题是和对客体领域的意义理解过程一道出现的。谱系学的历史学家在操作方法上不能步解释学家的后尘：前者并不想从与行为者的自我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关系出发，解释行为者的各种行为和思想。相反，应当从基本的实践出发，阐明行为者的视界，以便让这些命题富有意义。因此，他不会把晚期罗马禁止格斗的法规归因于基督教人文精神的影响，而是要归因于新的权力形态对旧的权力形态的瓦解①：在后君士坦丁时期，罗马帝国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然不会再把民众当作需要呵护的羊群，而是把民众当作一群需要教育的孩子而孩子是不可以随便目睹血流成河的场面的。无论是主张格斗还是反对格斗，所提供的理由都不过是一种伪装，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统治实践。这种实践是一切意义的源泉，但本身却毫无意义；历史学家必须从外部来探讨它，以便把握住其内在的结构。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学的前理解，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历史概念——这种历史概念是话语的总体变化形态，虽然光怪陆离，但毫无意义。而话语之间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充当权力的美丽光环。
福科自以为在坚持客观性。但随手翻翻他的任何一部著作，我们都会发现，即便是激进的历史学家也只能通过比较来阐明各种权力技术和统治实践，而无法把其中任何一种当作独立的总体性来加以阐明。于是，历史学家的比较视角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其自身的解释学出发点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如下事实：福科无法摆脱在划分历史过程中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压力。无论是就疯癫史、性史或惩罚史而言，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的权力形态无不指向规训权力、生命政治一而这些福科认为是我们时代的俗命。在《知识考古学》的结尾部分，福科自己提出了疑义，当然，他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疑义：
① 韦纳讨论了这个例子，见《历史的冰山》，第6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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