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并且在我能够看见的将来，我的话语是在避免它能够找到支撑的基础，而远不是确定它在其中说话的地点。①
福科自己意识到了，他的方法既要坚持客观主义，又要诊断时代，这就必然要带来困境，但福科并没有指明走出困境的途径。
只是到了解释尼采的时候，福科才开始认同一种带有信仰色彩的非理性主义。激进的历史学家为了纯粹结构分析的客观性而不得不要求自己消灭自我，或者说，“牺牲认识主体”。但在讨论尼采的文章中，福科对他的这种做法作了具有反讽意义的反向解释：
在表面上，或者说，根据它所戴的面具，历史意识是中立的，没有激情，只信奉真理。但如果它检视自身，或者更一般地说，如果它质疑在其历史中的各种形式的科学意识，它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形式和变形都是求知意志的各个方面：本能、激情、审判官的忠诚、残酷的奥妙和恶意。它发现一种反对无知者之快乐的立场所带有的暴力…对这种恶毒的求知意志的分析揭示出，所有知识都依赖于正义(甚至在知的行为中，也没有拥有真理或真理之基础的权利)。①
① 福科：《知识考古学》，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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