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二级价值中立所提供的这种论证就不会是价值中立的。福科自视为异端，在造现代思想和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规训权力的反。他的学术论文从文风到修辞都显示出了他的这一不凡抱负；无论是他的理论，还是他对自己作品的总体定位，都显露出一种批判的姿态。这样，福科一方面让自己同马克斯·韦伯的实证主义区别了开来：韦伯想把决定论所选择的公开的价值基础与从价值中立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区分开来。福科的批判更多地是立足于一种后现代的修辞风格，而不是其理论的后现代立场。
另一方面，福科也把自己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区别了开来；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理想的规范内涵而揭露了现代性的人文主义的自我理解。福科的意图并不在于继承并发挥现代性内部从一开始就固有的反话语；福科不想把现代政治理论的语言游戏(及其基本概念，诸如自律与他律、道德性与正当性、解放与压迫等)进一步加以完善，以便用于揭示现代性的症候—福科要做的是从暗中破坏现代性及其语言游戏。福科的反叛不能说是对现实权力的反映。他在回答伯纳德-亨利·列维的相关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谈不上什么反叛了。因为反叛必须像权力一样：必须像权力一样有创造力、活动力和生产力；必须像权力一样有组织，一样牢固；必须像权力一样来自低层，一样有策略地对自已进行分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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