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斗争而不是服从呢？为什么要抗拒支配？只有通过引入某种规范性概念，福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引入规范性概念，他才能告诉我们现代权力知识政体出了什么错，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反对它。①
在一次访谈中，福科再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福科含糊地提到了后现代的公正标准：
如果想要……同规训和规训权力作斗争，不应该转而求助于古代的主权，而应该求助于一种新形式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真正是反规训的，但同时也从主权原则中解放了出来。②
康德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些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它们不再是用来为垄断权力的国家的主权提供辩护，而福科对此却视而不见，三缄其口。然而，如果我们努力从福科对规训权力的批判中归纳出他所使用的潜在标准，我们就会遇到规范主义的语言游戏所做的种种明确的定义，而这种规范主义的游戏是遭到福科公开拒绝的。因为，在福科看来，权力的拥有者与权力的服从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以及权力技术(破坏了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道德完整性和肉体完整性)的物化后果，都是要不得的。南茜·弗雷泽对此做出了解释。她虽然没有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但告诉我们，这种自称是价值中立的历史写作的隐规范论源于何处。①
① N. 弗雷泽：《福科论现代权力：经验认识与规范混乱》(Foucault on Mod-ern Power:Empirical Insights and Normative Confusions')，载：《国际实践》，第1 卷，1981,第283页。
② 福科：《权力/知识》，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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