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一下理性批判对人文科学的揭露，但这次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遭到尼采传人彻底否定的事实。尼采传人没有注意到，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哲学的反话语，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①福科在《事物的秩序》最后一章敏锐地诊断出了意识哲学在基本概念上的困境，而席勒、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也曾作过类似的分析。当然，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现在权力理论同样也无法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到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起点，以便重新考察当时人们在面临重大选择时所指明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讲演的根本意图。你们或许也记得，我曾经指出过，青年黑格尔、青年马克思，甚至还有作为《存在与时间》的作者的海德格尔，以及研究胡塞尔的德里达，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可惜，他们没有做出任何选择。
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关注的是，不要再一次把伦理总体性的直觉重新置于具有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自我关涉视域之中，而是要根据(面临着合作压力的)交往共同体中非强制性的意志形成模式对伦理总体性的直觉加以阐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关注的则是，不要把阐释世界所具有的创造意义的视域归入勇于自我筹划的此在，或构筑结构的背景事件，而是要归入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这些生活世界通过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中介进行再生产)。我在其他地方曾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客观认识的范式必须被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理解范式所取代。黑格尔和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样的范式转换；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努力把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抛到一边，但他们依然沉酒干源始哲学的直觉而不能自拔。福科的出发点同样也在于：他对强迫自我关涉的主体的不断自我重合现象做了三重分析，并由此转向已经证明是死路一条的权力理论。福科跟随着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抽象地否定了自我关涉的主体，简言之，他宣称“人”是不存在的。不过，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不同，福科不再通过历史化的原始力量来弥补已经消失的事物秩序，而孤立的形而上学主体在结构上早就不堪重负，却在徒劳地用自己的力量去恢复这种秩序。不过，先验历史主义的“权力”最终证明自身是话语长河中惟一的恒量，可以作为上文所说的生命哲学的“生命”的等价物。如果我们抛弃所谓形而上学无家可归这样一个充满感伤色彩的前提，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先验的考察方式与经验的考察方式、激进的自我反思与反思所无法复现的远古、自我生成的类的创造性与先于一切生产的源始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不断重合的神秘现象理解为穷竭的一种症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穷竭的是意识哲学范式。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穷竭的症候。
① 请参阅福科在1983年初就康德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Zur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ärung?')所做的出色演讲，载：《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eraire),1983 年 5月。
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