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意识哲学范围的自我反思有着双重遗产，它们的目的和意义也各不相同。合理重建致力于启蒙纲领，针对的却是无名的规则系统，而不是总体性。相比之下，自我批判的方法则关乎总体性，而且意识到它永远也无法彻底揭示生活世界背景的潜在意义、前谓词的内涵以及非现实的意义。①因此，通过以交往理论为取向的精神分析学②，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重建和自我批判这两种方法处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之中。即便是认知主体自我表现的两个方面，也并非不可调和；就此而言，强行克服矛盾的复合理论也就显得多余了。
主体的第三种重合同样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既具有原创性又远离其源头的行为者。形式语用学所阐明的生活世界概念要想成功地为社会理论所用，就必须转变为一种可以使用的经验概念，并与自我控制的系统概念融为一体，构成一个两层的社会概念。此外，我们有必要严格区分开来发展逻辑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以便从方法论上把社会进化和历史区别开来，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最后，社会理论对自身的发生语境以及它在当代语境中的位置有着明确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具有十足普遍主义特征的基本概念，也有一个时间上的定位问题。③这样做如果有助于我们成功地克服绝对论与相对论之间的两难境地④，我们也就不会再面对这样的选择了：要么作为(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种属的)自我生成过程的世界历史概念，要么是原始思维的天命概念(它通过撤销和剥夺的否定性而使人们意识到已经丧失的源始力量)。
① 请参阅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411页以下；达默尔：《利比多与社会》(Libido und 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 1982,第 8 页以下。
② 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有效性要求》(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Hermeneutik'),载其：《论社会科学的逻辑》(Zur Logik der Sozialuissenschaften)，Frankfurt am Main, 1982,第 331 页以下。
③ 请参阅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589页以下。
④ R. J.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Beyond Objectivism andRelativism ), Philadephia,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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