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联系，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详细的论述。我想要阐明的是，范式转变何以能够使得那些困境失去意义，而福科就是从这些困境出发来解释主体性的危险动力(主体性沉湎于认识，并成为伪科学的牺牲品)。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也鼓励我们把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反话语再一次接受过来。无论是在形而上学批判路线当中，还是在权力理论路线当中，都不可能贯彻尼采的激进理性批判，因此，我们要另辟一条走出主体哲学的途径。如果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一种正在崩溃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理由就会引起充分的注意，这样，我们就能正确对待尼采以来轻率告别现代性的致命动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纯粹理性的纯粹主义在交往理性中并没有得到复活。
2
过去十年里，激进的理性批判几乎成了时尚。无论是就主题还是就方法而言，哈特穆特·伯麦和格尔诺特·伯麦的研究在这方面都堪称典型。他们根据康德的著作和生平来理解福科关于现代知识形式发生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是一种科学史写作，而且带有文化史和社会史的风格，探讨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比如说，他们通过探讨康德与通灵者斯维登堡的争论，寻找理性批判的真正动机，认为康德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已李生兄弟的影子，即遭到压抑的自我形象。哈特穆特·伯麦和格尔诺特·伯麦把这些动机追溯到私人领域，认为康德作为一个学者，其生活方式非常忧郁、非常古怪，也非常幽静：没有性生活，没有肉体生活，也没有幻想，枯燥不堪，这些都和他的理性批判动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位作者从精神史的角度展示了“理性的成本”。他们用精神分析学的论点来核算成本与收益，并用历史数据来加以证明，当然，他们无法告诉我们，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成立的，那么，这些论据和数据到底发挥了怎样的重要性。
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