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从理性自身的视角出发，对理性展开批判；所谓理性自身的视角，就是说，理性用一种严格的话语方式对自身进行限定。现在，如果要阐明自我限定的理性(把形而上学排除在外)的发生成本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超越这种划界的理性视域，好让计算成本的先验话语能够自由活动。这种再一次被推向激进的理性批判必然要设定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性。当然，伯麦兄弟并不打算以魔驱魔；相反，他们和福科一样，认为从(康德模式的)排他性理性向包容性理性过渡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仅仅是“用渗透的权力类型来补充排斥的权力类型”①。由此，他们自身的研究自然就要在理性的他者那里获得一个永远外在于理性的位置。可是，一个地方，如果理性话语在先验意义上都无法进入，在这里再坚持理性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尼采以来反复出现的悖论并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记而让人不安。在方法论上对理性的敌视，也许和一种历史的天真有关，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历史的天真，诸如此类的研究才在论证、叙事和虚构的乌有乡里任意驰骋。②新的理性批判压制了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反话语。这种反话语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我的这些演讲就是要回顾这种反话语的发生和发展历史。
① H. 伯麦、G. 伯麦：《理性的他者》(Das Andere der Vernunft), Frankfurt amMain,1983,第 326页。
② 请参阅本书关于德里达的附论(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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