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代主体关于起源的这些回忆都是用来回答坚决追随尼采的人所不愿意回避的问题。理性的他者不管叫什么，只要我们用叙事的形式来谈论它，只要话语思维中的异质因素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防护措施就以专名的形式出现在哲学表述和科学表述当中，那么，天真就无法弥补康德所开创的理性批判的欠缺。在海德格尔和福科那里，主观自然作为他者的占位者已经消失了，因为主观自然一旦作为弗洛伊德或荣格、拉康或列维一斯特劳斯概念上的个体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进入任意一种科学话语，它就不能再以理性的他者自居。无论是以沉思的形式，还是以谱系学的形式，海德格尔和福科都想建立一种特殊话语，要求超越理性视域，而又不会变得彻底非理性。显然，这样做不过是转移了悖论而已。
理性的历史形态可以从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他者视角来加以批判考察。这就需要有一种超越自身的自我反思行为，而且是一种理性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原生的主体肯定要被理性的他者所取代。主体性，作为认知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自我关涉，体现在自我反思的两层关系中。这个格局保留了下来，但主体性只能出现在客体的位置上。海德格尔和福科对这种悖论的讨论在结构上是非常类似的，因为他们都想通过理性的自我放逐(即把理性从其自身领域中驱逐出去)，而创造出一个理性的异质因素。这种方法自认为自己是通过揭示而打倒自我偶像化，一边推动主体性，一边又遮蔽主体性。与此同时，它用支离破碎的宗教一形而上学秩序概念来建立自己的属性。反之，一直寻求的他者异在于理性，但又一直作为理性的异质因素而与理性保持联系；他者源于绝对者的彻底终极化，而主体性错误地取代了这个绝对者。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海德格尔选择时间作为终极范畴，把理性的他者构想为时间长河中一种无名的源始力量；福科则选择集中在自身肉体经验当中的空间范畴，把理性的他者设想为肉身互动的权力化的无名源泉。
① 《理性的他者》，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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