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批判虽然不是这样彻底，但也已经逐步展开；它一上来就攻击关于逻各斯的抽象概念(逻各斯脱离了语言，具有普遍主义特征，而且虚无缥缈)。它把主体间的理解看作是日常语言交往中固有的目的，把被意识哲学推到极端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看作是对日常交往实践中的一种潜能的全面压缩和扭曲，这种潜能虽然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但只有部分得到了充分发挥。只要西方的自我理解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垄断关系：面向存在者，认识和处理对象，提出真的命题和实现意图，那么，理性就依然只能在本体论、认知论或语言分析意义上局限于其某个层面。这就是认知主义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还原，而且：在本体论上被还原为一切存在者的世界(即一切可以想像的对象和一切现存的事态的总体性);在认识论上被还原为认识现存事态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引用这些事态的能力；在语义学上被还原为用断言命题明确事实的言语—除了内在所把握的命题真实性之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有效性要求。
就语言哲学(从柏拉图到波普尔)而言，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为这样一种断言：只有语言呈现事态的功能才是人的一种垄断能力。由于人和动物一样都有所谓的召唤功能和表达功能(卡尔·毕勒)，因此，只有再现功能对于理性具有构成意义。①相对而言，当代动物行为学提供了新的证据，尤其是人工训导大猩猩掌握语言的实验表明，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所固有的，不是对命题的使用，而是对陈述语言的交往使用；而且，后者还构成了真正的社会生活再生产的一个层面。就语言哲学而言，一旦我们离开判断或命题的分析层面，把分析扩大到言语行为和对命题的交往使用，我们就会发现，语言的三种基本功能具有相同的源头，也具有相同的价值。基本的言语行为展示出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三种因素相互交织：表现(或提示)事态的陈述因素、建立人际关系的以言行事因素以及表达言语者意图的语言因素。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的复杂功能(表现功能、建立人际关系功能和表达各自经验的功能)做了透彻的阐述，对于(a)意义理论、(b)交往理论的本体论前提、(c)理性概念自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我在这里只想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对于(d)一种新的工具理性批判方向的重要意义来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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