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追溯到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它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两者之间的差异。意义无法穷尽有效性。海德格尔把对意义视域的揭示与富有意义的表达的真实性等同起来，这样做实际上是错误的；而只有命题有效性的条件才随着意义视域的变化而改变——对意义的不同理解必须在经验中、在与出现在视域中的一切交往过程中证明自身。然而，实践哲学无法充分利用它在这方面的优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践哲学用生产范式把真值有效性和效用之外的一切统统排除在理性的有效范围之外。由此，我们在内在世界实践中所习得的东西，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累积。这是一种生产主义的概念策略，它使我们再也无法获得现代性的规范内涵，至多只能悄悄地关注现代性的规范内涵，以便把一种变成总体性的目的理性限制在一种从事谴责的否定辩证法范围之内。
这种尴尬的结论或许也会促使卡斯托里亚迪斯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涵委托给一个创造意义的造物主；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要带来的是团结中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而创造意义的造物主超越了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差异，不再依赖对其创造物的世俗捍卫。如果我们把实践概念从劳动转向交往行为，就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揭示世界的语言系统与内在世界的学习过程在整个有效性范围内所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学习过程依靠的不再仅仅是社会劳动过程，而是在工具一认知层面上对客观自然的处理。这就是说，一旦放弃生产范式，我们就可以为整个潜在的意义世界去捍卫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为了肯定命题和意向命题所表达出来的意义碎片。交往行为用肯定或否定的立场，对正确性要求和真诚性要求提出了挑战，这和对真实性和效用性的反应不相上下；因此，在交往行为中，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也要不断接受全面的检验。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通过与内在世界的交往，而间接地修正揭示世界的语言系统所具有的具体的先天性乃至分散的本体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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