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谁是这种知识的主体呢？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除了存在主义的抉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来推动物化社会的革命：“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但他反过来必然又要追问：如果社会化的个体不过是“社会想像”所“设定的”，那么，谁又是这个极端意志的“我们”呢？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结论，正是齐美尔的前提：生命哲学。
这个结论源于卡斯托里亚迪斯从解释学和结构主义那里借用过来的语言概念。同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科一样，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出发点也在于：在语言与所言说的事物之间、在建构性的世界观与建构起来的内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本体论的差异。这一差异表明，语言揭示了意义视域，而在这个意义视域中，具有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对事态加以阐释，即遭遇到人和物，并在与这些人和物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起自己的经验。语言揭示世界的功能，被认为是类似于先验意识的创造功能，当然排除了其纯粹的形式特性和超越特性。语言世界观是一种具体的世界观，具有历史的先天性；它把不同解释视角的内涵严格地固定了下来。构成性的世界观处于变化之中，而且独立于主体根据这种前理解对世界状况的阐释所能积累起来的经验，独立于主体在与内在世界的实际交往中所能学到的东西。无论语言世界观在元历史层面上的变化被认为是存在、延异、权力或是想像，无论它是被赋予神秘的拯救内涵、审美震惊、造物主的痛苦，还是被赋予创造性的迷狂，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语言建构视域的创造性与一种内在世界的实践结果彻底脱离了开来，而这种内在世界的实践在语言系统中已经预先被规定了下来。揭示世界的语言与世界上的学习过程之间的任何一种互动，都被彻底排除在外。
由此看来，实践哲学已经同一切语言学历史主义严格区别了开来。因为，实践哲学把社会生产看作是类的自我创造过程，把劳动对外部自然的改造看作是通过学习而改造自身内在自然的一种动力。社会化的生产者根据这些观念来阐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先在自然，而这些观念世界的变化反过来又依赖于与改造活动息息相关的学习过程。这些建构世界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获得内在世界的实践意义，决不是由于上层建筑机械地依赖于经济基础，而是由于两个简单的事实：有了观念的世界，才有可能对合作加工的自然做出具体的解释；但它自身又受到社会劳动所驱动的学习过程的影响。语言学历史主义设定语言具有解释世界的力量;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后来的实用主义和发生学结构主义)认为，世界观结构与学习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前者依靠对意义的前理解使得内在世界的实践成为可能，后者则表现在世界观结构的变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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