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变换一种参照系统，不再把这些话语当作哲学或科学，而是当作文学，那么，障碍依然存在，不过是换了一个位置而已。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在飘摇不定的话语当中似乎无所不在，又无处立足，这就使得它对各种矛盾的解释几乎失去了免疫力。这些话语动摇了易错论的制度化标准。哪怕根本就没有论据，它们也能找到最后的托词：对手误解了整个语言游戏的意义，并在他的回应中犯了一个范畴错误。
理性批判忽略了其自身的基础，而理性批判的各种变种在其他方面又有着亲和性，主导它们的是一些规范的直觉观念，这些直觉观念超越了间接要求的“理性他者”身上所能容纳的范围。不管是把现代性描述为异化的生活关系，还是描述为可以用技术控制的生活关系，或是描述为权威化和同质化的生活关系，都是由于现代性对错综复杂的损害和暴力特别敏感才导致它遭到揭发。这种敏感性中蕴藏着一种未被破坏的主体间性观念，最初被青年黑格尔称为“伦理的总体性”。这些批判用存在、自主权、权力、差异和非同一性等空洞的“反概念”而指向审美经验内容。但是，由此形成的价值，诸如仁慈和启发、狂欢、肉体的一体性、愿望的满足以及受到精心保护的内在性等，也是合乎要求的，它们并未揭示出道德的转型，而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这些作者，悄悄地把道德转型与一种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这种生活实践不仅与内在自然保持一致，而且丝毫也没有受到损害)。规范性基础有些已经暴露出来，有些则还藏而不露，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用拒绝主体性的非辨证的做法来加以解释。有了这样一种现代性原则，不仅对象化的自我关系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遭到了谴责，主体性作为一种未能兑现的诺言自身所具有的其他内涵也受到了谴责：比如，对自我意识实践的期待，在这种实践中，所有人团结起来并做出自我决定，应当能够和每个人真正的自我实现一致起来。受到谴责的同样的还有自我确证的现代性用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等概念一度追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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