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语更大的缺陷可以说在于它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面拒绝：尽管它们的基本原则都很有意思，但结论却没有什么差别。黑格尔、马克思，还有韦伯和卢卡奇，都区分了社会合理性的解放一调和内涵和压抑一异化内涵，他们所使用的标准也都变得钝化了。在此过程中，批判把握住了一些概念，也毁坏了这些概念，而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把社会现代化的不同内涵彻底区分开来，并揭示出它们之间充满悖论的勾连关系。启蒙与操纵、意识与无意识、创造力与破坏力、表现的自我实现与压抑的非升华、真理与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由的保障与对自由的剥夺等，所有这些环节都混淆到了一起。它们不是在一种灾难性的功能语境中，一边相互冲突，一边又相互联系——即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矛盾过程中不自觉的共谋关系。现在，差异和对立已经遭到暗中消解和破坏，以至于批判再也无法在一个完全被管制、充满计算和权力的世界中辨别出反差、明暗和不同的声调。阿多诺关于被管制的世界的理论和福科的权力理论的确比海德格尔把技术作为框架(Gestell)和德里达关于政治极权本质的理论更有启发性，也更有说服力。但他们四个人对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中的各种矛盾内容都缺乏敏感性。他们在历时性层面上把现代生活方式与前现代生活方式相提并论，这种做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早先大众(在肉体劳动、物质生活条件、个体选择的可能性、法律保障和惩罚、政治参与以及教育等方面)所蒙受的损失，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理性批判命题并没有预先为日常生活实践安排好一个完整的位置。实用主义、现象学以及解释学哲学等，都把日常行为、言语和共同生活等范畴提到认识论的高度。马克思甚至认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哲学的理性内涵应该会进入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然而，尼采把他的继承者都吸引到了超验的现象上面，以致超验用一种鄙夷的态度超越了日常生活实践，并且认为日常生活实践只是派生的和非本真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在交往行为中，语言建构世界的创造性因素同语言的内在功能（表现、人际关系以及主观表达）所具有的认知因素、道德一实践因素以及表现因素等构成了一个整体。到了现代，从每一个因素中都分化出了一个“价值领域”一方面是艺术、文学和专门讨论趣味问题的批评，围绕着的是揭示世界这一轴心；另一方面则是解决问题的话语，主要针对的是真理问题和正义问题，围绕着的则是内在学习过程这一轴心。这些知识系统（艺术与批评、科学与哲学、法律与道德）越是严格地把自己局限于某一种语言功能和某一有效性方面，就越是脱离日常交往行为。但它们不能因为有了这种抽象性就把自身当作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走向堕落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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