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的结构会发生激烈的分化，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的功能领域来说，生活世界会构成高度专业化的亚系统(和亚系统的亚系统);尽管如此，任何一个生活世界的复杂性都受到理解机制微弱承受力的严格限制。随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行为者自身所承担的理解开支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交往过程中产生分歧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种交往只有通过对有效性要求的双重否定才能产生约束效果。常规语言是一种协调行为的机制，它既充满风险，又非常昂贵，并且保持恒定，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单个言语行为的意义无法脱离生活世界的复杂的意义视域；它与互动参与者通过直觉所呈现出来的背景知识是纠缠在一起的。以沟通为取向的语言运用具有丰富的内涵、功能变化能力，但它只是一种总体性关联的另一面，这种总体性关联不允许随意提高日常实践中的理解能力。
由于生活世界自身只能发挥有限的协调作用和理解作用，因此，在一定的复杂性水平上，就必须用特殊语言来减轻日常语言的负担。对于这种特殊语言，帕森斯曾以货币为例做过深入的研究。如果协调行为的中介再也不必同时满足所有的语言功能，也就达到了减轻日常语言负担的效果。随着日常语言部分被取代，交往行为对生活世界语境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降低。因此而获得解放的社会进程“失去了世界特征”，即从总体性关联和主体间性结构中解脱了出来，而通过主体间性结构，文化、社会和个性相互交织到了一起。在解脱过程中，物质再生产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因为它们本身无需用交往行为来加以完成。物质状况的概念，可以直接还原为有目的的干预客观世界所造成的结果和后果。这些目的行为的确也需要协调，也必须通过社会而获得一体化；但是，一体化可以通过一种枯燥而标准化的语言来进行，这种语言协调的是具有特殊功能的行为，比如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而无需用充满风险、不经济的沟通过程去加重社会一体化的负担，并通过日常语言媒介与文化传统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建立联系。货币媒介显然满足了一种特殊解码程序的控制语言的条件。货币媒介是从常规语言中分离出来的，是一种针对特定语境(交换)的特殊编码，根据(供给和需求)的特殊结构来决定和协调行为抉择，而无需利用生活世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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