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我们的上述思考根本还没有触及到实践哲学的出发点问题。只要我们不考虑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问题，我们就根本没有达到过去的问题高度。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劳动”作为基本概念，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抽象劳动越来越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所谓抽象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所使用的一种以市场为取向的有组织的职业劳动。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趋势已经有所减弱。②但马克思根据对异化劳动的现实抽象所分析的社会症候类型并未因此而彻底消失。
3
只要付出唯心主义的抽象代价，交往理论似乎就可以拯救出现代性的规范内涵。质疑再一次落到交往理性的纯粹主义上面—这次针对的是合理化生活世界的抽象描述，认为它没有考虑到物质再生产的压力。而要想打消这一疑虑，我们就必须阐明，交往理论可以解释清楚，以市场形式组织起来的现代经济是如何与垄断权力的国家在功能上相互制约，并针对生活世界独立成为一种没有规范的社会性，用自己建立在捍卫系统基础上的命令来对抗理性的命令。马克思第一个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法形式分析了系统命令与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这种冲突，并根据社会史材料描述了现代生产方式进入传统生活世界的过程。当然，在此过程中，系统合理性也强占了其他的行为领域，并用自己的特殊逻辑第一次明确了资本的自我利用过程。
① 被克服的对立所遮蔽的意识形态不能再算作错误的集体意识；它们被还原为一种遭到彻底扭曲的日常交往模式。一旦言语的外在组织形式继续给予言语的内在组织形式以一种压力，并对言语的内在组织形式大加扭曲，致使意义与有效性、意义与意向、意义与行为等失去了其内在联系[请参阅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症候学的思考》(Überlegungen zur Konmunikationspathologie')，载其：《交往行为理论：补充论证卷》，第266页以下]，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黑格尔所说的分裂的伦理总体性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实践在扭曲的交往中表现为遭到破坏的主体间性。在这个意义上，福科的话语分析或许也要用形式语用学的手段来加以补充。
② C. 奥佛：《劳动作为社会学的核心范畴?》(Arbeit als soziologischeSchlüsselkategorie?')，载其：《劳动社会》（Arbeits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84，第13页以下。
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