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日常交往实践。
卢曼的系统功能论一方面继承了主体哲学的遗产，用一种自我关涉的系统代替了自我关涉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把尼采的理性批判推向极端，通过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建立联系而消除了一切理性要求。①
卢曼充分利用了上述两种对立传统的反思内涵，并把康德和尼采的思想融为一种控制论的语言游戏，表明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福科用先验一历史主义的权力概念赋予话语形态一定的特征，而卢曼把这些特征转移到具有自我关涉性并加工意义的系统头上。由于卢曼在使用理性概念的同时抛弃了理性批判的意图，因此，他才会把福科用以揭发并批判的一切命题都转换成陈述命题。就此而言，卢曼把新保守主义关于社会现代性的肯定观点推到了极端，推到了一个反思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后现代的维护者所能提供的一切都已露出端倪，没有受到任何谴责，而且也不分青红皂白。此外，系统功能论并没有让自己受到质疑，认为自己无法捍卫自己的地位：它毫不犹豫地把自已放入科学系统，并作为理论提出了“专业普遍性”要求。同样，我们也不能指责系统功能论有表面化的倾向。卢曼的理论，无论是就概念化力量和理论想像力而言，还是就操作的力度而言，今天都是无可比拟的；对他最多会提出这样的怀疑：为了“获得抽象”而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一些。因为，这架不知疲惫的再概念化机器把“不太复杂”的生活世界作为难以消化的残渣而提取了出来——所谓生活世界，正是引起一种社会理论关注的现象领域，这种社会理论尚未彻底中断与前科学危机经验的联系。
① 我们如果从一种主体哲学的角度回想一下尼采对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所作的总体论述，就会更好地看到，和理性批判者一样，卢曼也是尼采的传人。就此而言，迪特·亨利希关于虚构与真实的思考是很有启发性的。其出发点是一个自我关涉的认知主体的想像语境，它的构成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自己的标准，前后保持一致。这个语境对于“认知主体”是合理的，而对于“我们”(外在的观察者)则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如果它在一个先定的背景下“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发挥影响的方式”。当然，从事揭发的批判者会同一个虚构的世界保持距离，为此，他证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强制构成的意义语境，从内在无法加以批判检验，因而才具有合理性，而且，他还动用了合理性标准：“只要合理性自身的权利要求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么，批判的意图就会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对虚构的批判也可以说是最终找到一种非虚构的合理性的途径。但是，这种批判形式也可以反过来针对一切与合理性自身密切相关的期待……于是，它会成为一种新的论证形式，用来奠定虚构自身的基础。”亨利希：《论虚构与真实》(Versuch über Fiktion und Wahrheit')，载：《诗学与解释学》(Poetik und Hermeneutik),第 10 卷,München,1984,第 513 页。
② 霍耐特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请参阅霍耐特：《权力批判》，第21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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