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马克思未能区分系统分化的新层面(它是随着由媒介控制的经济系统的出现而形成的)与这种新层面在不同阶级那里所获得的制度化。在马克思看来，消灭阶级结构以及消除功能上发生分化和物化的互动领域的系统意义是一体的。卢曼犯了一个相对的错误。就系统分化的新层面而言，卢曼忽略了，像货币和权力等控制媒介有了这些媒介，功能系统脱离了生活世界——需要重新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制度化。所以，把媒介落实到财产法和宪法中具有阶级分配意义，这点根本没有引起卢曼的注意。一切个体都有平等进入所有功能系统的权利，这个意义上的“包容”也就表现为分化过程的必然的系统产物。①对马克思而言，革命成功之后，独立的功能语境将会烟消云散。而对卢曼来说，在功能发生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生活世界现在就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意义。从他们俩的角度来看，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对关系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而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矛盾特征。
① 卢曼：《社会福利国家的政治理论》(Politische Theorie im Wohlfahrtsstaat),München,1981，第2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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