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卢曼的理论看作是对一种传统的创造性延续。这个传统深受现代欧洲自我理解的影响，而它本身又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种或然模式。文化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有着认知一工具层面上的片面化。这种片面化在哲学当中同样也有所反映，因为哲学试图为人及其世界建立起一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最初是机械论的世界观，接着是唯物论和物理论的世界观，它们都用多少有点复杂的理论把精神还原到肉体当中。在英美世界，分析的唯物论依然在积极讨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物理主义或其他科学主义的基本信念支持着这样一种要求：从自然科学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把一切直觉上可以得知的东西都加以异化——从客体出发来理解我们自己。当然，在客观主义自我理解当中，涉及到的不是这种或那种细节解释，而是一种颠倒自然世界观的独特活动。生活世界自身应当进入一种自我对象化的视角当中，以便我们通常在其视野之内加以解释的一切在一种超验的视角当中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偶然实践，它们具有陌生的意义，而且只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加以解释。
既然力学、生物化学和神经学提供了语言和模式，我们就无法超越关于灵魂与肉体的一般而抽象的联系以及关于基本命题的讨论。源于自然科学的描述系统，已经远离了日常生活经验，以致无法区分异化的自我描述，并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上把它们秘密带入生活世界。但有了普通系统理论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系统理论是从控制论及其在不同生命科学中的运用当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从知性活动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式，针对的是有机生命。它们更加接近于社会文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古典力学。卢曼的转化工作异常惊人，由此可见，这种语言可以灵活运用和随意扩展，以致对于生活世界的细微现象也能给出新的描述，而且不只是客观化的描述，而是客观主义的描述。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新颖的社会理论及其范式总是立足于社会自身，而从来也不会完全属于科学系统。只要系统理论渗透到了生活世界，并把元生物学的视角引入其中，并由此学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与其他系统处于一个周围世界当中的周围世界的系统，那就无论如何都会出现一种对象化的效果——世界的演化过程似乎只是通过系统一周围世界的差异性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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