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问题，同时也阐明了黑格尔所提出的带有倾向性的解决方法。伦理领域(包括家庭、社会、政治意志的形式及国家机器等)应将自身在国家中，严格地说是在政府及其最高形式君主立宪制当中具体化，亦即表现出来。但在黑格尔的建议当中，这一点并不明显。黑格尔所做的，不过是阐明了以下两点：在需求系统和劳动系统当中，(为何)会发生对立，这种对立(为何)又不能由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来加以解决。黑格尔完全站在时代的高度解释了这一点：
大多数人陷入了贫困，……相反，它所导致的后果却 是：财富越来越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②
这就导致了在功能上需要将冲突的社会放到伦理领域当中。这种开始时还仅仅是有必要的普遍性，却具有绝对伦理的双重形式：一种是由自身各个环节组成的社会；另一种则是一个区别于社会的“普遍性的实证世界”。这是为了遏止自我破坏的倾向，并保护解放的果实。黑格尔把这个实证性因素看作是国家。他解决和解问题的途径，就是用君主立宪制“扬弃”社会。
但是，这种解决方式只有在绝对的前提下才有必要。这种绝对要按照一种认知主体的自我关系模式来加以理解。①早在耶拿时期的《现实哲学》当中，自我意识就已经促使黑格尔把伦理总体性看作“个别与一般的一体性”。②因为，一个通过认知而与自身建立关联的主体，会同时面对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普遍的主体，它是作为一切可以认识的对象的总体性世界的对立面；另一个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众多实体当中的一员。如果绝对者被认为是无限的主体性(它不断产生客体性，以使自身走出僵化，而进入绝对知识的神圣王国③)，那么，一般与个别这两个环节就只有在独白式的自我认识框架中才能被认为是得到了统一：因此，在具体的普遍性当中，作为普遍性的主体始终优先于作为个体的主体。在伦理领域中，这一逻辑的结果则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主体性优先于个体的主观自由。迪特·亨利希称之为黑格尔主义法哲学的“绝对制度论”：“被黑格尔称为主观意志的个体意志，完全依附于不同制度的秩序，而这些制度是论证它的惟一法则。”④
①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407页。
② 黑格尔在1819/20冬季学期开设的“法哲学讲座”中讨论了市民社会的危机结构，而且比在他的著作中要集中得多。请参阅亨利希为《法哲学原理》一书所写的导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Frankfurt am Main，1983),第1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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