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个原因，席勒把理性的实现想像成遭到破坏的同感的复兴；它不能单独从自然和自由任意一个领域中形成，而只应出现在教化过程当中。为了终止立法机构的斗争，教化过程必须一方面使物质性格摆脱外部自然的任意性，另一方面使道德性格摆脱自由意志。教化过程的中介是艺术，因为艺术能产生一种“中和心境”(eine mittlere Stimmung)，“在这种中和心境中，心绪既不受物质的也不受道德的强制，却以这两种方式进行活动”②。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性越来越卷入到强大的需求系统和抽象的道德准则当中；然而，艺术却能赋予这种分裂的总体性“一种社会特征”，因为艺术参与了这两项立法：
在力的可怕王国和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活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被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
① 席勒：《全集》，第5卷，第667页。
②同上，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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