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还是道德的。①
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甚至对直到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整个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审美乌托邦一直都是探讨的关键。借助这个审美乌托邦，席勒把艺术理解为交往理性的真正体现。当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促成了它进入一种沉思的唯心主义，但这种唯心主义对知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精神和自然之间康德式的分化并不满意，因为它从中窥见到了有关现代生活关系的分裂的表达。而在黑格尔和谢林看来，反思判断力的中介能力只是通向应当取得绝对统一性同意的知性观念的桥梁。席勒则相对节制一些，他坚持审美判断力的有限意义，以便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它加以使用。这里，他悄悄地把康德的判断力概念和传统的判断力概念混为一谈。传统的判断力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直到汉娜·阿伦特)从未完全失去与同感的政治概念的联系。因此，席勒能够从根本上把艺术视为一种“中介”形式，并指望艺术能“为社会带来和谐”：
一切其他的表象形式都会分裂社会，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和个别成员的私人感受发生关系，就是完全和个别成员的私人本领发生关系，因而也就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发生关系，惟独美的中介能够使社会统一起来，因为它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②
接着，席勒在主体间性的两种对立的变形，即个人化和大众化的背景下，确立了主体间性的理想形式。离群索居者，其私人生活方式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社会也就成了外在于他的客观之物；混迹人群者，其表面化的存在也不可能寻找到其自我。这样两种陌生化和融合化的极端形式，同样都对整体性构成了威胁。席勒对两者的平衡比较浪漫，他认为，用审美统一起来的社会必然会产生出一种交往结构，“每个人只是当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时才静静地同自己交谈，一旦走出小屋，就同所有的人交谈”。①
① 席勒：《全集》,第5卷，第667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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