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左派倾向于实践和革命。他们试图把历史上积累起来并等着释放的理性潜能动员起来，反对曲解理性，反对市民社会的片面合理化。黑格尔右派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坚信国家和宗教可以消除市民社会的动乱，只要引发动乱的革命意识的主体性屈从于对现存合理性的客观认识。绝对的知性合理性集中反映在社会主义的狂热观念当中。针对这些错误的批判者，哲学家们则必须动用他们的元批判力量。最后，尼采试图揭开整个历史舞台的帷幕，因为这里上演的是对革命的希望和对革命的反动。尼采消除了以主体为中心并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批判当中所具有的辩证法芒刺，并且完全像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理性升华一样对待理性：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
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言，也存在着同样的争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之所以占有要位，是因为现代性与理性有着关联。如同在历史中寻求理性的探寻者，现代性哲学家们也在寻找一些盲点。在这些盲点当中，无意识存在于意识之中，遗忘变成了记忆，倒退伪装成进步，而荒疏被看作是学习。上述三个派别都想揭示启蒙的狭隘性，但他们对知识分子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的评价却各不相同。批判的批判者认为自己是急先锋，勇于面向未知，并推动启蒙进程不断向前。他们有时是审美现代主义的先驱，有时又是影响大众意识的政治领袖，或者以分散的个体形式出现，轻易就抛出了他们的重要思想，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战后把《启蒙辩证法》交给一家小的流亡出版社，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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